2017年，銀泰公益基金會與25家公益組織共同發起成立社會公益保護地聯盟，提出將在2030年實現幫助國家管理覆蓋國土面積1%的公益保護地。2019年，聯盟對公益保護地進行了年度統計和評估，共確認39塊公益保護地，面積為7630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為0.079%。

2019年，銀泰公益基金會創始人、桃花源基金會董事局執行主席沈國軍向全國政協提案《關于加強自然資源生態保護地役權建設的提案》，自然資源部對提案積極回復，并表示自然資源部正會同有關部門開始《自然保護地法》的研究起草工作，將在《自然保護地法》的起草過程中，充分研究保護地役權，并研究鼓勵捐贈保護地役權和社會組織參與地役權試點的相關制度研究。

一、公益保護地評定標準及程序

2017年，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組織下，聯盟完成并發布了《社會公益自然保護地定義及評定標準》。2019年, 在其基礎上, 聯盟形成了《社會公益自然保護地指南》。簡單而言，當一個區域同時符合以下三條標準時，我們將其認定為公益保護地：

1）有明確的地理邊界和范圍

2）有政府以外的民間機構、社區或個人參與到保護地的治理或具體管理中

3）非政府主體在保護地內有長期、理性開展的保護行動（已實質性開展長期保護行動，或是通過協議約定了保護管理的權利責任）

2019年9月，聯盟通過網絡征集2019年新增保護地，共有收到14塊保護地的信息，連同2018年待核實的14塊保護地，聯盟組成工作組，對28塊公益保護地進行評估確認，對基本滿足公益保護地條件的保護地進行確認。

二、2019年公益保護地概況

2019年，保護地聯盟識別新增保護地9塊，2019年新增公益保護地面積408平方公里，截止2019年底，目前已識別的公益保護地39塊，總面積為7,630平方公里。

在新增保護地中，有1個位于正式保護地范圍內，為國家濕地公園，并委托公益組織治理。其余8個全部位于正式保護地之外，為新增保護面積。

2019年新增加的保護地全部組建專職巡護隊，開展定期巡護與監測工作。全部有協助森林公安等執法部門執法的日常工作。

在資金機制上，所有新增9塊公益保護地的主要資金來源依然為公益捐贈，其中有5個公益保護地開展了生態產品和自然教育的活動，但能夠為保護帶來的資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三、2019年公益保護地發展趨勢和建議

1. 公益保護地在自然保護地體系中的地位被認可

2019年，在中國建設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背景下，公益保護地的政策空間有了較大改善。

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探索公益治理、社區治理、共同治理等保護方式。這3種形式與IUCN以及公益保護地聯盟倡導的治理類型完全一致。在自然保護地體系中，公益保護地獲得了較大的政策空間。未來在自然保護地立法中，公益保護地的登記備案制度也正在被立法機構所考慮。

2. 保護地役權試點有進展

保護地役權是社會資本和組織參與自然保護地建設的重要手段，2019年，銀泰公益基金會創始人、桃花源基金會董事局執行主席沈國軍向全國政協提案《關于加強自然資源生態保護地役權建設的提案》，自然資源部對提案積極回復，并表示自然資源部正會同有關部門開始《自然保護地法》的研究起草工作，將在《自然保護地法》的起草過程中，充分研究保護地役權，并研究鼓勵捐贈保護地役權和社會組織參與地役權試點的相關制度研究。

在國家公園試點中，錢江源國家公園開展了集體林進行地役權改革。在不改變林地權屬，但提高生態補償金，由政府與村民簽訂協議，限制他們對樹林的使用，約定他們遵守國家公園的統一管理規定。按照當地政府設立的標準，略高于當地公益林每畝每年40元的補償標準，以48.2元每畝每年的標準向村民進行補償。協議還約定，補償隨公益林補償標準而提高。雖然這與嚴格意義上的保護地役權還有一定的差異，但在國家公園試點中，引入保護地役權的理念，為未來社會資本參與自然保護地管理提供了空間。

3. 類似于公益保護地的實踐增多

由公益組織或社區發起的類似公益保護地的行動正在增多，例如觀鳥愛好者正在大量參與濕地鳥類的監測工作，SEE基金會任鳥飛2018-2019年資助超過了100個濕地鳥類保護的民間機構和團體，開展了類似于公益保護地的工作。但由于缺乏明確的邊界和范圍，并不能完全滿足于公益保護地的定義。由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發起了“中華保護地”項目，在全國命名102個中華保護地，大多由志愿者團體管理，但由于缺乏明確地理邊界，以及缺乏長期機制化保護行動，與公益保護地的定義還有一些差異。如果類似的保護地能夠按照公益保護地的定義，明確邊界，開展長期保護行動，并與利益相關者溝通獲得法律或事實上的保護地位，那由公益組織管理的公益保護地有可能大規模增加。但另外一方面，公益保護地也需要堅持一定的標準和定義，避免公益保護地被泛化，引起公眾和決策者的誤解。

四、2020年公益保護地發展建議

1. 社會組織合作，推動標桿公益保護地

隨著多年的工作，四川平武老河溝公益保護地、四川平武關壩保護小區為代表的公益保護地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其中老河溝公益保護地是公益治理的典型，關壩保護小區是社區治理的典型，目前共同治理幾乎沒有典型代表。另外目前的公益保護地幾乎集中在森林生態系統，缺乏濕地、海洋、草原等各其他態系統類型的示范。

而另一方面，社會組織在濕地、草原等生態系統中開展了大量基于物種和社區的工作，如果能夠結合公益保護地，建立其他類型的公益保護地，將有助于提升保護成效。特別是建議資助型基金會，能夠將公益保護地作為資助的產出目標之一，將物種保護、社區發展等各項內容和擴大公益保護地面積和確保長期有效保護行動相結合。

2. 利用生物多樣性公約昆明會議作為契機，加強公益保護地聯盟的基礎服務功能

社會組織，社區等非國家主體對生物多樣性的貢獻正在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一個核心內容。中國作為202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東道國，也鼓勵非國家主體的貢獻納入生物多樣性公約目標。

利用生物多樣性公約昆明會議為契機，推出公益保護地的指南，并擴大公益保護地穩定的資金來源，確保到2030年為國家保護1%國土面積的愿景的實現。

（參與2019年公益保護地評估的聯盟成員包括：大自然保護協會靳彤、全球環境研究所彭奎、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馮杰、合一綠學院張逸君、國際鶴類基金會于倩、WWF世界自然基金會王蕾、桃花源基金會楊方義）